完整理解“八荣八耻”需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要求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二是这样的荣辱观所包含的时代诉求是什么。
首先，就“八荣八耻”基本要求所依据的历史语境看，主要是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主流价值边缘化趋势。这两种趋势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所以提出的直接现实原因。
所谓当下社会价值多元化趋势，指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需求逐渐分化，价值取向日益增多。一方面，这扩展了人们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日益扩展也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们在诸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供给中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在实践中不得不向价值的多元化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多元的妥协，人们原先持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在实践上，人们忽然发现，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开始被打乱，社会在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
比如，艰苦奋斗曾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可这种品质正被一种蔓延的骄奢之风所稀释，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劳动光荣、谦虚谨慎等价值观也是如此，“纯”和“正”的价值形象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另类”的价值形象则不断得到强化；雷锋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娱乐化和边缘化，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与曲解。按理说，在逻辑上，价值多元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主流价值的边缘化，但事实上为什么这样了呢？这表明，主流价值“失语”的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深入分析发现，这些深层原因就在于，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主流价值没有及时地跟进，没有调整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主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失语”，与其说是价值多元化的挤压，不如说是主流价值自身的弱化，即在新的多元价值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和潜力。这就从反面启示我们，在新时期条件下，主流价值话语的重建必须立足时代要求，适应时代新的价值需求，形成新的话语模式和话语体系。而“八荣八耻”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语境中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也就是从国家层面积极应对价值多元化之挑战和自觉化解主流价值边缘化之危机。
其次，就“八荣八耻”的时代诉求看，公民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价值诉求，这就促使社会要对现存的价值观模式和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说，价值多元化和主流价值的边缘化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领域的表象，那么，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国家与公众的关系模式在发生变化。在社会学上，国家与公众关系的不同模式，构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类型。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公众是主体，国家是客体，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反之，则是一个国民社会或者传统政治国家。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生成。从性质上看，公民社会是一个集三种属性于一身的社会，即政治性（国家决定的）、公共性（公共领域决定的）、私人性（私人领域决定的）。三种性质同时共存，共同构成公民社会对现实的三种发展需求：即自由与平等诉求、民主与法治诉求、公开与公正诉求。社会健康发展需要保证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权利，需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条件，需要提供公开和公正的社会秩序，这就意味着要对公民社会三大领域和诉求进行有效整合。而有效的整合需要依据公民社会的三大领域的特质。
就国家领域来讲，其基本特质有三个，即契约性（社会成员因让度自己的权力而共同达成的契约，体现为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社会性（承担治理的社会职能），阶级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的基本价值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担当社会职责以及履行政治职能。因为国家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政府、执政党和执政者，因此，国家价值的基本载体也就集中在政府活动和执政能力上，而这两个方面反映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即集中体现为官德，也就是执政主体的道德素质。所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首先是关于官员的道德要求。
就公共生活领域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壮大，社会个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而自主性增强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公共需求凸显，由此，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就日益扩展。在社会学上，公共生活领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媒体、政党、民间组织、论坛、俱乐部、协会，等等，通俗说，也就是非官方组织或者社会第三部门。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是公共性和公益性，它是非营利性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具有志愿性质，其基本的道德诉求是志愿和公益，即奉献性。反映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这就是集体主义的基本理念，当然这种集体主义不是传统的具有一定偏颇的集体主义，而是基于公民社会基本理念的新型集体主义。新型集体主义理念也是当前荣辱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就个体生活领域来说，随着公民社会的来临，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成为当代的“公民”，所以，公民道德成为最基本的个体生活领域的道德诉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底线性道德，即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法制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得以维持的基本道德条件；二是导向性道德，即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是市场经济所倡导和极力追求的理想性目标。实现这两类道德原则的统一也是荣辱观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
综上所述，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挑战和主流价值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应分析其合理性，剖析其根源，对症下药，而不是有意回避；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条件下，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需要一种国家层面的导向和国家意志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国家对主流价值话语的一种当代重申，其目标是通过这种重申实现对新时期社会风尚的引领。
首先，就“八荣八耻”基本要求所依据的历史语境看，主要是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主流价值边缘化趋势。这两种趋势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所以提出的直接现实原因。
所谓当下社会价值多元化趋势，指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价值需求逐渐分化，价值取向日益增多。一方面，这扩展了人们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日益扩展也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们在诸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供给中感到无所适从，从而在实践中不得不向价值的多元化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多元的妥协，人们原先持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在实践上，人们忽然发现，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开始被打乱，社会在很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
比如，艰苦奋斗曾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可这种品质正被一种蔓延的骄奢之风所稀释，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劳动光荣、谦虚谨慎等价值观也是如此，“纯”和“正”的价值形象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另类”的价值形象则不断得到强化；雷锋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娱乐化和边缘化，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与曲解。按理说，在逻辑上，价值多元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主流价值的边缘化，但事实上为什么这样了呢？这表明，主流价值“失语”的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那么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深入分析发现，这些深层原因就在于，在社会变革的同时，主流价值没有及时地跟进，没有调整自己的话语模式和内容。在这种意义上，主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失语”，与其说是价值多元化的挤压，不如说是主流价值自身的弱化，即在新的多元价值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和潜力。这就从反面启示我们，在新时期条件下，主流价值话语的重建必须立足时代要求，适应时代新的价值需求，形成新的话语模式和话语体系。而“八荣八耻”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语境中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也就是从国家层面积极应对价值多元化之挑战和自觉化解主流价值边缘化之危机。
其次，就“八荣八耻”的时代诉求看，公民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价值诉求，这就促使社会要对现存的价值观模式和内容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说，价值多元化和主流价值的边缘化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领域的表象，那么，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国家与公众的关系模式在发生变化。在社会学上，国家与公众关系的不同模式，构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类型。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公众是主体，国家是客体，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反之，则是一个国民社会或者传统政治国家。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生成。从性质上看，公民社会是一个集三种属性于一身的社会，即政治性（国家决定的）、公共性（公共领域决定的）、私人性（私人领域决定的）。三种性质同时共存，共同构成公民社会对现实的三种发展需求：即自由与平等诉求、民主与法治诉求、公开与公正诉求。社会健康发展需要保证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权利，需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条件，需要提供公开和公正的社会秩序，这就意味着要对公民社会三大领域和诉求进行有效整合。而有效的整合需要依据公民社会的三大领域的特质。
就国家领域来讲，其基本特质有三个，即契约性（社会成员因让度自己的权力而共同达成的契约，体现为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社会性（承担治理的社会职能），阶级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的基本价值在于，提供公共服务、担当社会职责以及履行政治职能。因为国家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政府、执政党和执政者，因此，国家价值的基本载体也就集中在政府活动和执政能力上，而这两个方面反映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即集中体现为官德，也就是执政主体的道德素质。所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首先是关于官员的道德要求。
就公共生活领域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壮大，社会个体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而自主性增强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公共需求凸显，由此，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就日益扩展。在社会学上，公共生活领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媒体、政党、民间组织、论坛、俱乐部、协会，等等，通俗说，也就是非官方组织或者社会第三部门。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是公共性和公益性，它是非营利性的、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具有志愿性质，其基本的道德诉求是志愿和公益，即奉献性。反映在价值观和道德领域，这就是集体主义的基本理念，当然这种集体主义不是传统的具有一定偏颇的集体主义，而是基于公民社会基本理念的新型集体主义。新型集体主义理念也是当前荣辱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就个体生活领域来说，随着公民社会的来临，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成为当代的“公民”，所以，公民道德成为最基本的个体生活领域的道德诉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底线性道德，即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法制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得以维持的基本道德条件；二是导向性道德，即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是市场经济所倡导和极力追求的理想性目标。实现这两类道德原则的统一也是荣辱观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
综上所述，一方面，价值多元化的挑战和主流价值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应分析其合理性，剖析其根源，对症下药，而不是有意回避；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条件下，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需要一种国家层面的导向和国家意志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国家对主流价值话语的一种当代重申，其目标是通过这种重申实现对新时期社会风尚的引领。
